据有关权威机构披露，目前全国从事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企业约为120余家，年成交额在2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统计数字。作为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灿烂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作为一个迅速与当代国际艺术发展前沿对接的新兴力量，这样一个统计数字显然不能算大。但是，我们从各种会议言论、官方讲话和多数报章评论上，得出的却是另外一个相反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机构“过多过滥”！何以如此？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窄”而不在于“多”。 

　　五六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及过，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不能形成一座狭长的独木桥。但是，从以上社会评价结果看，这种担心目前还不能排除。中国书画、明清官窑瓷器两大类，依然还是当今拍卖场上的绝对主力，不论从参拍数量上还是从成交金额上，都大有一马当先、无可匹敌之势。而其他曾经推行或计划尝试的，诸如当代绘画雕塑、陶瓷工艺品、民间艺术品、少数民族艺术品、邮品钱币、珠宝翡翠和西洋艺术品等拍卖项目，基本上被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有些甚至已经或将要退出拍卖舞台。 

　　我们完全应当为传统中国书画和官窑瓷器两大主力的空前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激动之余，也不能不为当今市场的日趋非多元化的单一格局而感到担忧。依短缺经济学原理，市场定型之艺术家的经典作品，稀缺而不可再生，保持着强大的海内外收藏群体和坚挺上扬的市场价位，属于“利益最大化”的首选拍卖项目，可惜的是此类拍品日渐难求。面对市场经济规律和艺术创作规律所引导的现实格局，拍卖企业必须另辟蹊径，避免狭路相逢。其实，“稀缺”与“不可再生”也有其相对性，“厚古”并不意味着“薄今”。难以想象，再过100年，那个时代的收藏家们还是只能限于步我们的后尘，专收明清官窑瓷器不成？当然，拍卖仅仅是个市场行为，拍卖企业顺应市场规律无可非议。但拍卖人不能忽视或忘记自己的另一份责任，因为收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物质消费行为，它需要传承、引导和培育。更何况，一份责任感的背后，也许还蕴藏着一些重要的商机。回想1996年筹备“1949—1979新中国美术”拍卖专场前后，我们便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感。当年征集作品时，看到那些珍贵的历史画面或毁弃，或霉烂，或贱价流向海外，分外痛心。拍卖大获成功后，该类艺术品不仅市场价位迅速上升，对这些作品的保护、收藏和研究工作也明显得以加强，民间如此，研究专家如此，国家收藏机构亦如此，大家都备感欣慰。

　　时常也听到拍卖界同行在交流时的一种抱怨，拍卖资源开发、拍品门类创新大家都懂，也曾经身体力行，努力尝试，但往往从者少、和者寡、代价高，成功率低。的确，这种现象不仅表露了拍卖机构现实的困惑与艰难，其背后隐含或反映的还有收藏群体价值取向的迷失。我们不能回避和否定收藏领域内的从众心理及其重要作用。一个爱好者涉猎收藏圈的最直接诱因大多是榜样的力量。盖棺定论的名家名作，理当是初入道者的首选，因为新人充满着获取的欲望，但缺乏专业知识储备，他们需要培养，更需要保护。民间流传着几句话，形象地说明收藏的三大境界，一是“假的当成真的买”，二是“真的当成真的买”，三是“真的当成假的买”。话虽简单，但个中滋味百般，值得品味。
 
　　走向成熟的收藏家面临的选择便会开始多样化，在传统收藏与当代艺术品收藏或新兴的收藏门类之间，他们逐渐会有一个重要的抉择。竞投那些流传有序、举世公认的典藏大作，除了资料的占有和专家的支持以外，比拼的主要是经济实力，风险只在于买“高”还是买“低”。与此相反，面对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代表之作，金钱的重要性退至次席，收藏者的审美能力和市场眼光则显得十分的关键，风险却在于买“对”还是买“错”。当然这个“错”并不是赝品的概念。
 
　　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在参观某次当代中青年画家作品展时曾问道：如果今天我花上三五十万元，将这几十幅作品全部拿下，十年、二十年后会怎样？其中会出现一两个齐白石、张大千吗？我回答他：先不要急于“拿下”，你现在最需要搞清楚的是，何为“齐白石”，何为“张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