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论研究上，绘画“南北宗”的问题注定成为炙手可热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一切知识性的分析都没能一锤定音。它的出现影响中国绘画的程度是巨大的，而真是如此，当我们双手捧起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颤巍巍的。其实我们大可放下他来，端着茶，慢慢的进入画论中去寻求你说想要的东西。当然，我们要明白，围绕它的诸多问题所设置的答案是我们用贪婪欲望说打捞不全的，跟何况至今没有什么事实的答案。我们需要静下心，选择“边枝末节”。在这里，其实对“南北宗”提出者的争议就是个为持着诸多学者“南北宗情节”兴趣的神秘而美妙的问题。我们需要把自己搁置在一个少受思维干扰的地方，然后细细评读董其昌和莫是龙的画论，从而得出一些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也许会有些不成熟，乃至有些离奇。但是自己的思考仍然至关重要，与古人的对话并不是别人思维可代替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好的捷径。
　　通常我们所认同的观点都是董其昌最先提出“南北宗”思想。但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系列另外的问题，就是同样是做为董其昌的朋友文人莫是龙也在其画论（被大多数人认为《画说》是其代表作）中显出“南北宗”观点。一切繁复的争论不如回到单纯的原典来看看。
董其昌在《画旨》中提出“文人之画，自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又远接衣苯。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这是董对南北宗最精要得诠释。
    　《画说》共16条，其中提到“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莫是龙较董其昌稍年长，其父莫如忠为董其昌得老师。他们是同乡，但是在社会身份上却截然相反，相对与董其昌在但是显赫得文化和政治地位来说，莫是龙则是无法比及的。他仕途惨淡，经济困窘。但是两人对文人精神的追求可以说是共同的。
在自己辨析问题之前，我们当然不必生然的拒绝帮助，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捷径。就像在一处相当有自然状态的居所里一样，并且用着当今文明的产物，其实比不让人扫兴反而有时方便许多。我们看看前辈学者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学者童书业较明确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成为了“主莫派”的代表。他在《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中说：“自从莫士龙提出山水画分南北宗的说法后（原注：“吾郡顾仲方，莫云卿二君皆工山水画，仲方专门名家盖已有岁年；云卿一山，而南北顿渐逐分二宗。”这也是南北宗说起于莫是龙的旁证”，跟着董其昌就袭取了它更添出文人画的名目来。”此外，奇功先生与其看法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俞剑华对此的看法。在童书业提出其看法之前，他在其撰写的《中国绘画史》中提出：“是书（《画说》）仅16条，俱散于董其昌《画旨》，《画眼》中，文字大同小异，两人同时同郡。《明史.文苑传》莫是龙附于董其昌传内。两人生前有着密切联系，则是二人谁为剿袭，无从判定。”但是，在童书业先生提出其观点之后，俞剑华则在其《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中赞同学者童书业的看法。同时为“主莫”派的学者还有藤固等。
  　  学者余绍宋在其《书画书录解题》称：“《画说》，明莫士龙撰。是编凡16条，所论至为精到，然董文敏《画旨》，《画眼》，俱有其文，但字句略有出入耳，考文敏生于嘉靖34年云卿卒年虽无考，而其父如忠则生于正德三年，下距文敏之生为47年，是云卿与文敏当为同时人而略早，又于文敏生同里 ，画法亦甚高妙，当不至剿袭文敏者。颇疑文敏之书，非其自著，乃后人辑录而成。展转传抄，逐将莫说误入。或云卿《画说》散失，后人取文敏之说，依托为之，亦未可知。两者必居其一也。”日本学者大村西崖也认为莫士龙更加早于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说。
    　总之两派学者，一为“袭取“说，一为“误入”说。我们暂且不讨论学者个人主观对董其昌的偏见，而就其观点看来，前者更加牵涉董的人品气质，而后者则将问题归咎为后人的误解。但是他们都认为南北分宗说的提出最早还是莫是龙。他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陈继儒所著的《宝颜堂秘笈》的《续集》受有莫是龙的《画说》。十年后张丑《清河书画舫》引用其中的四条，而张丑在同一书中引用董其昌者，皆录自《戏鸿堂帖》，而非《画眼》，可见莫是龙的《画说》成书早于董其昌的《画眼》。第二，这是前文引用童书业的文章中提到的，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云：“吾郡顾仲方，莫云卿二君皆工山水画，仲方专门名家盖已有岁年；云卿一山，而南北顿渐逐分二宗。”这是自己董其昌自己承认莫是龙首创分宗之说。  
当然，“主董派”也有其反驳的理由。首先对于成书年代问题的质疑，原因则是《宝颜堂秘笈》粗制版本的问题。《宝颜堂秘笈》很可能为沈孚先兄弟作书而假借陈继儒的名声而出以为销路。第二则是对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提到的那段文字的怀疑。理由是古人文字精炼简约，而无标点停顿，后人易将其误解。依照原文，我们还可以理解为董是在夸奖仲方与云卿，将他们与其所提出的南北宗渐进与顿悟的思想结合论述，这是结合上下文的分析（前文举例提到古人西蜀黄荃江南徐熙等的例子），而这并不是承认莫是龙首创南北宗之说的思想。另外，“主董派”还提出了自己正面质疑的三个疑点。首先，由于古人评画多需见真迹，而莫是龙明显不可能见过古人名家古画真迹，这与《画说》中所提到的大多系统评述不为相符。反而董其昌则看过大量真迹名画，这是有考证的。所以《画说》的作者非莫而董的说法有了奈人寻味的证据。第二，在《画说》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述画树的技法和诀窍，而这在莫是龙其他画论中找不到照应的。而董其昌则是常常总结归纳绘画技巧门路。这又证明了《画说》可能出自董其昌之手。第三，莫是龙师承黄公望，对于他来说，很难有做出《画说》那种极大成思想的绘画观念上的基础。而董其昌则不然，他师承多家。从实践到理论都让人蛰伏。而通过二人自传中对性格的分析，两人中董其昌更有成大气集禅宗思想深邃的能力。另外，对于《画说》中的一些用词来说，如“梦见”“刻画”“习者之流”等只出现在董其昌的其他著作中，而莫是龙其他画论中则没有。
   　 两派观点各有其立足之地，而两位明末文人也不曾想到在他们之间还能发生这样的一个争点留给大家。可以想想，两位挚友，择一神爽气朗之日，会于山林小亭之中，煮酒或砌茶，跺于先后，吟诗附唱，挥之笔墨，或哒哒于棋台之上。畅谈爽跃之间，共享书画通乐之事，忘却孰先言及南北禅宗书画分宗之理，而唯有废寝忘食，末于昏黄，兴言而归，二人夜烛下各自兴奋而作，回忆畅谈南北分宗之说，各抒己见，余味甚浓，挥之笔下，隔日续言之。文人之间得以这样的交流莫过于人生之兴事。而分于前后计较然非真至于“文”。其实董其昌与莫是龙身为挚友，以董其昌的性情，分享其书画藏品与莫是龙是十分可能的，所以，莫是龙看到真迹的机会同样也是很多的。此外，明末是成书业高潮时期，大量的书籍的辑录刻写导致版本上的诸多问题，例如《历代名画记》的版本考究就是极为复杂的事情。至于成书的先后与思想的产生同样是不一定协调的，我们知道董其昌显赫的文化地位与但是的政治地位是莫是龙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对与但是乃至后人来说，对董其昌的著作的关注相对必定较多，而问题也更多。其中将别人撰写的画论签与董下的可能其实大于他的文章签与别人之下，这是需要注意的。对于《画说》中出现的一系列“董式”语言，我们也不排除此经过二人交流，并且我们还可以弄清楚《画说》与莫是龙其他画论文章的时间关系，以便分析在莫短暂一生中是否有机会运用“董式”画论语言。另外，对于莫是龙的自传性介绍远不及与董其昌，而对莫来说，他的性格与思想仍然让人难以琢磨。凭借少量的文字遗留是无法分析其是否含有笔者主观思想的，这就让我想起了古希腊柏拉图和色诺芬分别在其文章中描述苏格拉底的故事一样。我们最好还是在肯定莫是龙没有那种集大成的思想基础之前想想八股对多少有才之士的残害。
    　我们其实大可不必将问题带入越来越窄的小巷中，也许他们的关系也许就是一部演出极为成功的好戏。一部好戏有台前的表演也有台后的支持。我们其实没必要将二者的理论分得那么清晰，其实他们将“南北宗”之说演绎的惊世骇俗，波及后世。他们两在书画上交流往来最后不论谁对其南北宗理论贡献的多少，其实都不重要，接下来就是需要董其昌在真正的台前表演了，这是莫是龙所不能及的。董其昌通过自己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地位，将这一理论影响到当时整个文化领域，乃至今后几百年的中国书画世界。而我们欣然接受董其昌的贡献，其实莫是龙也需记住。艺术在任何时候都并不是理想化的，他需要面对现实，只有当具备有成熟条件和机遇的时候，一个艺术关节才会形成，而董其昌与他的“南北宗”之说就这样的产生了。而对于莫是龙来说，这样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还用有他的书画梦与文人气。都最后他也没有放弃他的追求。
    　南北宗论的首倡权尚需新的证据来剖析。但是南北宗论问世以来，倡导最力影响最深，阐释和发挥最优最透彻的人莫过于董其昌，我们没有必要用“篡改”，“袭取”甚至“剽窃”这样的词来形容任何人，我们只要了解这样的集大成的思想是经过真正具有文人气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我们何不还以他们这种文人气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