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胄身世和艺术经历
（1925——1997）原姓梁，名淦堂，字映斋，河北蠡县人，他因少年时得过一面体育比赛的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胄”，在弄清楚字义后，便取其中“黄胄”二字为笔名，后来一直延用了下来，有时也署“梁黄胄”。黄胄八岁随母去山西，又转赴陕西，初中二年级时父亲去世，家计陷入困顿，遂放学弃学业。虽然生活飘泊不定，但自幼爱好绘画的种子使他始终不忘拿起画笔，于是逃荒难民成了他写生时的对象。
在黄胄艺术生涯中，有二位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一位是韩乐然，另一位是赵望云。韩乐然是朝鲜族画家，共产党员，曾留学法国学习油画，抗日战争时回国。黄胄十七岁时随韩乐然徒步旅行八百里秦川，为韩背负画具，听他讲美术史和学画。韩乐然在1974年由新疆返回兰州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跟赵望云学画是由豫剧演员樊粹庭的介绍。赵望云见了黄胄和他的画，兴奋的对别人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后来赵望云又收了徐庶之，黄、徐二人住在赵望云家中，学习绘画。1947年黄胄随赵望云到甘肃新疆等地写生，画风也与老师接近。后来黄胄曾感慨的说：“真正的艺术家绝不诞生于象牙之塔，而是诞生于十字街头。”
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黄河花园口炸堤决口，造成大批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黄胄因报刊的邀请由西安徒步去河南，一路上所见所闻令黄胄悲愤交集，加紧用手中的画笔，以漫画、木刻、毛笔画形式表现出来提供给报社，为灾民请命。
1949年5月，黄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美编记者的工作，并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兼创作课。由于黄胄在50年代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有的还获得了奖，如《打马球》、《爹去打老蒋》、《苹果花开的时候》等，引起了有关人士的注意，如江丰，艾青对黄胄的速写赞赏不已，徐悲鸿叮嘱中央美院人事部设法调黄胄进京等，在1955年春，黄胄终于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当年，黄胄创作的《洪荒风雪》，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期间举办的国际青年竞赛中，获得了金质奖章，另一件作品《赶集》则在1959年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二等奖。50年代后和60年代前期，可以说是黄胄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表现在他创作的一批佳作（包括巨幅）上，如1959年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庆非收》，高3米，宽6米。1961年为堂兄梁斌的小说《红旗谱》创作的插图以及《新生》、《奔腾急》、《载歌行》《巡逻图》、《亲人》等一系列佳作上。
正当黄胄在艺术的山峰上继续攀登时“文革”，开始了，黄胄被报刊点名批判，大量作品被毁，并被下放基层，从事体力劳动，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摧残，给他终生带来了病痛的折磨，令人唏嘘不已。
七十年代，黄胄拿起了久违的画笔，72年他重画了《亲人》巨幅参加全军美展，73年为外交部驻外使馆作画，并创作了《送粮图》、《年轻的一代》、《风雪夜归人》等作品。正当黄胄勤奋作画以弥补损失的光阴时，1974年所谓批“黑画”时，黄胄在劫难逃，又陷入泥潭二年，1975年，黄胄离开了部队，任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顾问。76年恢复作画，77年春他为周恩来纪念馆创作巨幅画《鞠躬尽瘁为人民》后，脊椎综合症急性发作，手指麻木，四肢轻瘫，住院治疗两年零八个月，在治病期间，还带病完成了国家领导人出访所送的国礼画《松鹰图》和《百驴图》。
79年8月，黄胄病情略有好转，便急切离开医院，带着护颈第五次来到新疆作画，此时的黄胄就象久困笼中的雄鹰，重新回到大自然中，尽情拥抱天山。由于疾病的原因，黄胄不能站也不能坐着画，他就跪在地上画，真正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艺术上的忠实信徒。
80年代可以说是黄胄的第二个艺术鼎盛期。先后为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等机关、场所创作了大小三百余件作品，其中包括《叼羊图》、《八月的草原》等巨幅作品1982年11月，中国画研究院成立，黄胄任副院长，多次在北京和外地办培训班，亲自讲学和主持学术研讨会，不辞辛劳。
黄胄在80年代在外国办展期间参观考察了各国许多博物馆，认识到正规、专业、高质量的博物馆对艺术事业的重要性，再加上国内许多艺术馆变味，走调，黄胄从86年起将身心扑在了筹建“炎黄艺术馆”上，他的想法得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和朋友的支持，黄胄本人更是为此费尽了心血，出力出钱，将自己珍藏的历代字画，文物及自己的作品千余件捐献给了“炎黄艺术馆”，“炎黄艺术馆”终于在1991年9月建成并开馆，这是黄胄先生最后的一件杰作。然而，黄胄讲过这样一句话“我办的每件事都是失败的。”这太让我们诧异了，让我们刚刚激动起来的心渐渐平静，陷入深思。
二、速写=创作
写生在美术创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速写在黄胄的绘画艺术中更是重中之重，可视为其艺术生命之所在，没有黄胄的速写，也许就没有黄胄的国画艺术。早在黄胄青年时代，黄胄就大量画写生，大西北各地是他生活，创作的源泉，50年代他去新疆、广西、云南、福建的边防地和井冈山，60年代去金沙江畔的部队锻炼、写生，曾出版有多部写生专集。黄胄写生作品量极大，“文革”中被烧掉的速写有一大筐，计上万件作品。不论是画人物，动物，他的速写都准确生动，并能捕捉到许多细腻的情节，可谓形神兼备。擅用线条描绘对象，辅之块面，奔放有力，栩栩如生，许多写生稿本身就是一件独立的美术作品。早在5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就曾举办过黄胄速写展，引起师生兴趣和重视。
黄胄经常直接用毛笔写生，他说“一笔不准，就再画一笔，”因此他的作品中并不忌复笔。相反许多作品因复笔的出现而变的丰富、动感、形成特殊线条审美体验，也形成 了黄胄自己的绘画风格。黄胄作画不起素描稿，做大画也只是大约定一下位置，即挥毫泼墨，这全得力于他的写实功夫。黄胄也并不是处处都复笔，比如人物的面部刻画，他画的准确、肯定，这就充分表现了复笔并不是无奈，而是在大量写生实践中找到的特殊形式。黄胄的书法同样用笔奔放，提按顿挫明显，尤其"黄胄"署款书法，线条热烈、夸张、激情、可以看出是和速写、绘画是同一属性的，是高度的艺术统一。
三、毛驴·动物画
人物画无疑是黄胄对中国画坛的最大贡献，另一贡献则是他的动物画。提起黄胄动物画，许多人自然想起他笔下的毛驴，甚至有人误以为黄胄就是画毛驴的画家，虽是误解，但也体现了他画的毛驴受人喜爱的程度。画毛驴除了和西北生活题材有直接关系（他老师赵望云的山水画中也有毛驴出现，人称“赵驴子”）外，黄胄的初衷是选一种动物以此来研究、继承前人用墨技法的，是想搞块“试验田”，期望在继承古代绘画的传统技术上能有所发展，从而掌握新的表现手段，走出自己的路子来。此外，“文革”期间黄胄被分配去喂驴，磨豆腐，与毛驴朝夕相处三年之久，对毛驴的形态，秉性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选择毛驴是主观、客观结合而产生的结果。
是的，黄胄画里如果少了毛驴，那将是多么黯然失色。那些新疆风情的人物画里，因为有了毛驴而增色不少，更能体现地域风情和生活情趣。黄胄也画了许多纯以毛驴为主题的作品，其中尤以邓小平访问并参加中日友好条约批准出仪式时，赠送日本天皇的礼物——《百驴图》为其代表。无论是长卷还是表现一二头毛驴，黄胄都是驾轻就熟，表现了他高超的笔墨功夫，诚可谓画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黄胄其实能画许多动物，毛驴只是其中一种而已。无论什么动物，走进黄胄笔下，立刻活灵活现，更可贵的则是笔墨上的创造与体现。早在1955年创作的《洪荒风雪》一画中，高大的骆驼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叼羊图》、《牧马图》让人感受到骏马奔腾的风驰电掣，无论是单幅雄鹰，还是架在猎手身上的猎鹰，无不表现了鹰的雄强和维族人民的骠悍。
狗也是黄胄笔下常表现的对象，黄胄画狗的艺术其实不在画毛驴之下。李可染认为在黄胄的动物画中“狗第一”。这只是行家的准确评价，但无奈毛驴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风光占尽了。
毛驴也好，雄鹰也好，它们都共同体现了黄胄的高超艺术，都值得我们去珍护，学习。黄胄生前太热爱艺术了，太不会保养自己的身体，而我们则应加倍珍惜他的作品聊作补偿，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和艺术良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