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至辛亥革命时期，以国画理论著述独显。继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与画有关部分、温汝能的《画说》之后，在理论论述、题跋鉴评、资料编纂等方面，都有新的建树，其中，《辛丑销夏记》和《梦幻居画学简明》的成就尤为突出。
　　《辛丑销夏记》是著名鉴藏家、金石家吴荣光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致仕后，对所收藏和观赏过的书画进行鉴评、考订的著录。所考证、鉴评的名迹，包括宋代李唐的《采薇图》、赵佶的《端石图》、元代李衍的《纡竹图》等不下150件，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鉴评名著。
　　《梦幻居画学简明》作者郑绩，新会人，寓于广州越秀山自建的梦香园。《梦幻居画学简明》成书于1866年，共5卷，分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兽畜等各种题材绘画。他主张绘画要形神兼备，强调师法自然，“不可固执成法”，还要“务心性”，“究之于心”，“有书卷气，不入匠派”；但他反对后人根据苏东坡“论画以形似，见与儿单邻”一语而“生出许多荒谬笔墨”，说“若寓形而不论似与不似，何以成画，又何难于画耶？”郑绩在该书中，还对当时广州盛行的“西洋画”表示关注。在卷一“会意”中，以国画的“笔墨”为准绳，对中、西画（“儒画”、“夷画”）进行比较，认为“儒画考究笔法墨法，或因物写形，而内藏气力，分别体格。如作雄厚者，尺幅而泰山河岳之势；作澹远者，片纸而有秋水长天之思”，“然夷画则笔不成笔，墨不见墨，徒取物之形影，像生而已”。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美术思想的传入，大大推动了广州画坛对绘画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著书立说，以后国画、西洋画乃至中西画比较的研究和著述蓬勃发展。
　　1912年，陈树人在上海出版的《真相画报》第一期上，开始刊登他的译述《新画法》，并于1916年出版单行本。《新画法》对美术的起源、社会功能、人格与艺术以及绘画之要素、绘画技法等进行了论述。
　　1925年，广东国画研究会“以研究国画振兴美术为宗旨”，在《七十二行商报》开辟《国画研究会特刊》专栏，发表国画研究文章，并于1926年出版美术论文集《国画研究会特刊》。
　　1926年到40年代，国画“折衷派”与“传统派”开展了一场围绕国画和“新国画”问题进行的论争，论争波及广州整个画坛。在报刊上发表有关论争的文章，有方人定的《新国画与旧国画》、《文人画与俗人画》、《现代中国画的反时代性》、《绘画的折衷派》、《国画题材论》、《艺术的论争》，黄般若的《表现主义与中国绘画》、《剽窃新派与创作之区别》，念珠的《美术民族性》，李凤廷的《世界画学之趋势》，潘致中的《中国画的写生画说》，岭梅的《什么是东洋画西洋画－－再答方人定》，赵浩公的《国画研究会是怎样长成的》，李育中的《谈折衷的画－－特提供一些问题》，王益论的《绘画上的“派”－－也算是一些问题》，胡根天的《新国画的建立问题》等等。
　　1930年汪兆镛经过十多年努力，编辑成的《岭南画征略》在上海出版，这是最早的一部史传体岭南画史。全书收录自唐代至近代岭南画家400多人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1939年汪兆镛去世后，其子汪宗衍补充整理，辑为《岭南画征略续录》一卷，画家增至600多人。
　　30年代前期，广州现代画派赵兽、梁锡鸿、李东平、李仲生、曾鸣等，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画论文章。其中有赵兽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巴黎“梦马卢拿斯”的美国艺术家》；梁锡鸿的《超现实主义论》、《现代世界名画家》、《抽象形体的理论》、《司汀艺术论》、《最近巴黎画坛》；李东平的《什么叫超现实主义》、《新野兽主义与卢武的艺术》；李仲生的《二十世纪绘画的出发点》；曾鸣的《超现实主义的批判》等。
　　1934年，《高奇峰先生遗墨合集》出版。该集收录有高奇峰画论《新画学》、《美感与教化》、《画学不是一件死物》等。其中《画学不是一件死物》，指明画学“是一件有生命能变化的东西”，“每一时代自有一时代之精神的特质和经验”，“当要本天下有饥与溺若己之饥与溺的怀抱，且达己达人的观念，而努力于缮性利群的绘事缮明时代的新精神”。
　　1940年，高剑父完成了他的理论名作《我的现代画（新国画）观》。全文1.7万字，包括“国画之演变”，“关于‘保存国粹’”，“我的现代画观”，“古代与现代之分野”，“新国画之表现”，“结论”6节，对美术的社会功能和他倡导的“艺术革命”、“新国画”的内涵，“新国画的题材”以及“新国画”的技法等，均作了详尽的论述。在“结论”一节，高剑父概括地认为“新国画是综合的、集众长的、真美合一的、理趣兼到的；有国画的精神气韵，又有西画之科学技法。”
　　1949年，王益论出版了美术论文集单行本《丹青引》。
　　广东现代美术的先驱胡根天，又是一位美术理论家。从辛亥革命时期到4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美术史论和专论。主要的有《俄罗斯的美术－－绘画怎样发达》（1921），概述了俄国美术从18世纪开始，经历了从模仿英、法、德等国的古典主义美术，“转入于自身的发挥期”，到20世纪脱离写实转向“神秘”、“象征”、“装饰的幻象”，“形成一种单纯的、粗野的纯俄罗斯国民的美术”进程；《日本的美术在中国的摇篮中长大》（1946年），勾勒了日本古代至近代美术的发展轮廓和中国美术对日本美术的深刻影响；《西洋绘画在中国的发展》，就外来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作了纲要性的历史考察。其他的论文《艺术浅说》（1923年）、《从绘画的用途谈到艺术家的自觉》（1928年）、《艺术创造与实际生活》（1928年）、《现代的西洋画果真东洋画化了吗？》（1932年）、《艺术的综合与分离》（1934年）、《谈写实的绘画》（1947年）、《宣传与色彩》（1947年）、《谈自由画》（1947年）、《艺术在中国的移动》（1948年）、《线条与性格》（1948年）、《新国画的建立问题》（1948年）等等，则对艺术创造、美术形态、美术教育等问题进行评论。
　　建国后的50～60年代初，广州绘画著述主要围绕学习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各时期的方针政策以及绘画的继承、借鉴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评述。关山月1954年对国画如何反映现实生活问题发表的《论国画的现实主义》，1962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中国画基本训练的几个问题》（后编入《艺术论文集》）和1963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谈国画的继承问题》，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广州的绘画理论家被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无情的打击，“革命大批判”的“理论”代替了绘画理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绘画界挣脱了多年的封闭，随之而来西方绘画新潮涌入，广州绘画理论趋向多元化，绘画著述也随之剧增。
　　关于西洋绘画的著述，从80年代初开始展开了关于“抽象美”、内容与形式、人体模特的讨论。到1990年，围绕新时期西洋绘画出现的新问题，发表的重要著述有黄堃源的《背离现实与现实的背离－－论抽象主义绘画》（1981年）、《表象、意象与情景》（1985年）、《现代人与现代画》（1985年），王肇民的《画语拾零》（1983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李正天的《艺术心理学论纲》（1983年），杨尧的《中国油画目前的动向与透视》（1986年）、《对传统油画教学的反思》（1988年）、《人体和人体艺术》（1988年）等。其中，水彩画家王肇民的《画语拾零》，将他几十年丰富的创作和教学经验，以及对艺术、美学的研究心得，用传统的片断画评、画法和作品鉴赏的形式汇集成书。书中文章曾由《美术》杂志、巴黎《中国艺术丛刊》相继发表。该书主张“形是一切”，“真实即美、有力即美”，重视积累与锤炼对创作的作用，倡导人格与画格的统一，备受绘画界、学术界的推崇。
　　关于国画的著述，在80年代到1990年，有对“岭南画派”的研究，有对国画在新时期创作问题的探讨，有资料的辑录和论文结集。其中重要的论文有关山月的《试论岭南画派和中国画的创新》（1986年），黄志坚的《花鸟画创作随笔》（1983年）、《陈树人的人品与画品》（1985年）、《岭南画派的再认识》（1985年）、《论“岭南画派”的特征》（1987年），陈永锵的《故园拾画纪》（1983年）、《写生泛谈》（1983年），阳云的《中国画的现代化之探求》（1983年），张绍城的《在生活之中》（1983年），苏华的《打入去的同时，时刻想着打出来》（1985年），黄渭渔的《陈树人对形式美法则的运用》（1987年），李公明的《高奇峰艺术论》（1987年），李伟铭的《从折衷派到岭南画派》（1990年）等。重要的专著有黄蒙田的《艺苑交游录》（1985年岭南美术出版社），谢文勇的《广东画人录》（1985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周锡韦复的《岭南画派－－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1987年广州文化出版社），郑经文、黄渭渔的《陈树人的艺术》（199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关山月的《关山月论画》（1990年河南美术出版社）等。
　　我国著名的美术家、美术批评家和美术史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迟轲，从1949年就开始撰写艺术评论文章，已结集的文章有200余篇。“文化大革命”后，迟轲陆续出版了专著《西方美术史话》（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论文集《画廊漫步》（198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维纳斯与钟馗》（1984年岭南人民出版社）、《寻回忘却的美》（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和译著《西方艺术批评史》（1987年海南人民出版社）、《西方艺术事典》（199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等。